2016年3月28日 星期一

孝子山、普陀山、慈母峰、中央尖、臭頭山

週六,連日陰雨後的第一個晴天!8:20 捷運木柵站集合,搭 795 公車到目的地。從孝子山起攀,輕鬆玩完前三座後,陪珊撤退到停車場;留下志(領隊)、光、我三人折返,打算繼續撿中央尖,不料⋯⋯新關卡出現!

因為當場太興奮又手忙腳亂,結果過關後就忘了幫新關卡拍照;下臭頭山時還碎碎念「要不要折返拍一張啊」,懸念太強,於是催生了下面這批示意圖(感謝小光賜地形圖,小人則是我畫的):


這是離開慈母峰不久後的岩壁。岩壁上的台階路崩坍中斷,墜落的大石將繩索強硬下扯;這段垂直繩索變得很擋路,人得尷尬的繞抱過垂直繩索,踩上唯一的中繼小踩點:

2016年3月18日 星期五

《蕨蕨》歐巴馬

翻譯作品。影片下方可開關字幕顯示(CC)。

Flash版(無Flash手機請用下方「手機版」)

2016年3月5日 星期六

[爆卦] 救災資源管理

g0v 黑客松一直都是長這樣
(照片來源:g0v欸不過我好像就是攝影師本人⋯⋯

災害管理是我今次 g0v 黑客松最感興趣的議題。之前〈你的捐款到哪去了?我們第一時間最不該做的就是「捐錢」〉這篇文章,似乎聲援了我長期以來的捐助模式——在我有經濟能力後,我從來沒有停止過捐款(仔細研究後選定信任的慈善團體,設定期扣款);但我從來沒針對災難捐過款,因為我很在意我的錢是否被有效利用,只要我弄不清流程,我就不捐。

(捐血也是。我定期捐,但從沒有針對災難捐過。理由不一樣 (群眾一時的捐血潮會讓太多人同時陷入兩三個月的血監,導致災難後一個月的血庫可能更缺),但大體感受相似——針對災難而一古腦兒捐的大多不保險。)

但這是正確認知嗎?是無可救藥的困境嗎?今天與北市社會局小四姑娘深聊,得到下列回覆(聊很久,但只摘重點):

問:我何時該擔任志工或捐贈物資?

答:地域性災害(例如台南維冠大樓於地震時倒塌事故)並不需民間志工與物資,只需要捐款。現場有縣市府專業救援單位足矣,民間志工在現場常只能成為閒雜人等;民間所捐物資則經常不當、過量,遠不如捐款讓縣市府針對現況採購有效率。

全國性災害(如莫拉克風災)則確實需要民間團體協助,以補人手不足。

北市府正建立新捐款系統,必遵專款專用規範(避免像前朝政府拿台灣災害捐款捐給中國的前例),並預計加入 ATM 轉帳管道,還希望能產生更節約資源的電子收據,以期有效利用捐款。至於志工招募系統,目前並未積極建構;不過北市府部分人員與社工協會成員曾數次合作,覺得溝通上最有默契,派遣較有效率。

*不負責任小心得:若真要針對災難捐款,捐給北市府比捐給民間團體好。

問:市府最缺哪種志工?

答:災害現場最需要「資訊志工」,以確保即時輸入電子資訊,避免紙本作業。之前的災害事故中,常因忙亂、登錄介面不夠友善或志工不熟悉介面,容易放棄登錄工作。「資訊志工」的任務就是在現場提供諮詢、監督作業,確保電子資訊能持續即時輸入。

北市府正在開發 app(開發者為 g0v 志願者),可讓智慧型手機掃讀災民的身分證條碼,或在分發臨時條碼給無身分證的災民後進行掃讀,以期有效率登錄災民資訊與提供即時支援。(Updated 3/21:災民證 App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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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也跟衛福部的 Peggy 聊到天⋯⋯

問:啊啊你也是劇場寫手對嗎?
答:哇難道你也是嗎啊啊~

(兩寫手相認場景。)

2016年3月4日 星期五

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吳乃德

上面這篇是 2006 年的舊文,如今讀來,諸多論述尚符合現況,並未過期。其中探討了「揭露真相」可能帶來的利或弊,論點引用如下:

1. 只有受害者有權利決定是否遺忘或寬恕,非受害者並沒有資格表示「夠了,不要再打開傷口了」。揭露真相才能為社會帶來寬恕和和解,正如南非一位受害者家屬所說:「我們很想寬恕,可是卻不知道要寬恕誰。」

2. 但也有許多例子顯示,受害者並沒有因真相大白而釋懷。一位受害者家屬說,他痛恨的一直是「體制」;可是十二年後,透過真相和解委員會的證言,他終於知道是誰殺了他太太和女兒,他轉而痛恨「那個人」。對「壓迫性體制」的憎恨,是我們期許於一般公民的重要價值;然而對「人」的憎恨,顯然無助於社會和諧。

關於「揭露真相」,在不同背景與尺度的事件中,可能引來不同見解。例如台大愛滋器捐事件的負責醫師柯文哲在身為台北市長候選人時曾說:「出事後不用忙著追究是誰的責任,最後都不會有真相,不如思考如何防止事件再發生。」(引用自民報。)這句話若應用在民主化國家對過去威權體制下受害者的處置,其論點仍然合理嗎?相對於「揭露真相」的利弊似乎尚未有定論(雖然我個人偏向某結論),「補償受害者」的必須性應該很明確?但是,吳乃德那篇文章指出:

「全世界的新民主國家,不論其對加害者採取何種處置方式,對受害者總是盡可能地加以補償。除了波蘭之外,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一樣對自由和生命的補償那樣不慷慨,對財產損失的補償又是完全的不理會。」

在法律學上,補償受害者的價值甚大,但在某些民情背景下常被忽略。甚至有人從最基本的語言習慣分析各國民情(參考 TED Talks 網誌〈How language can affect the way we think〉),例如:以語言描述意外打破的花瓶,英語會說「某人打破花瓶」,而西班牙語與日語傾向只說「花瓶破了」;這個語言習慣影響到意識:英語人較容易記得故障的東西是誰弄壞的,甚至在法律上他們強調懲罰犯罪者勝於救助受害者。

當然,沒有任何民主國家是既不追究加害者、又吝於補償受害者的。若有新民主國家成為例外,是否暗示其過去威權體制尚有部分延續至今,擺脫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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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對「揭露真相」的看法——我傾向揭露,因為「釋懷」只能發生在「了解真相」後。但我也會盡一輩子力量培養自己「寬恕」的能力,讓我在未來遭逢不正義對待時,我的心志能夠保持健康清明,留意讓社會資源集中在救助我、和救助群體和諧上,而非急於尋找罪魁以提供我仇恨的對象,卻忘了補償我。

2016年3月3日 星期四

沈浸的滋味


這是《I Charleston Taipei》拍攝計畫的前導影片。此計畫還有一些週邊活動,惹得廣大 swingers 這陣子都活絡起來(雖說其實一直都很活躍XD);尤其這週末的快閃計畫,讓我想起當年帶快閃舞蹈(台北車站松菸)的甜蜜回憶——帶人真的不容易,完成後的心情又有多滿足——一切滋味都又在胸口跑了一遍。

接觸 swing 初期,我本著研究控的精神瞬間沈迷。一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漸漸意識到:swing 對許多新手而言有各種卡關黑暗期,過不了就會陣亡那種。

其實我沒有經歷過那類時期——雖然我自己也卡關 N 次,但每次卡關我都會很興奮,會黏 swing 更緊,個性使然。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臉皮非常非常厚;或者說,其實我一開始並沒有把 swing 當做交際舞——舞本身和人群都是我的研究對象,而我是客觀的實驗者/觀察者。因為抽離了「人際關係」,所以它不會為我帶來主觀情緒;如果我舞技被批評,我絲毫不會有人際上的挫折感。

所以我前六個月雖然經歷過很多很多舞伴,但我常常不認識他們。我是到很後期才開始交朋友的。我不是故意這麼做的,我是忘了,忘了很久才突然想起要交朋友。一直到最近,我因為輕微慢性膝傷而暫時休息一個多月,然後發現:

原來,我會有人想念,會有人問我什麼時候回來跳;甚至有新手私下把我當成小女神(?),跟我跳會很放心、很有成就感那樣。那種感覺,實在很甜蜜啊。

至今被我帶進 swing 的人,好像只有 1.5 位(1 是浩浩,0.5 是嘉嘉)。我有點輕忽了 swing 的關卡,以為我只要用嘴說就可以說服別人走入 swing 裡,且一直沈浸下去(因為浩浩是這樣,他意念也很強)。現在我想再次告白:

我不會拒絕任何人,所以非常歡迎新手向我邀舞。我猜測 leader 比 follower 更容易遇到黑暗期,如果屆時你考慮退出,請記得先來找我,雖然我沒有教 leader 的能力,但我一定會想盡辦法回饋你鼓勵你,讓你充滿信心的留下。

總之,如果你敢交給我,我就會保你一輩子。來吧!